我發(fā)過一篇文章《北大的招生標準是什么》，認為除了高考成績作為智力性標準外，北大招生至少還應當有良好的基礎教育，強烈的好奇心、豐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創(chuàng)新欲望，遠大的理想抱負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進一步發(fā)展的潛能等四點非智力性標準。許多讀者來信和我商榷，贊同者有之，批評意見也不少。最集中的一點是，這些標準也許都有道理，但沒有一條標準是可以量化的。

 

　　無法量化的招生標準容易給腐敗行為留下空間，會損害教育和社會公平。相比而言，盡管目前按照高考分數招生存在諸多弊端，但它確保了教育和社會公平——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套用一句話說，這是所有壞制度里最好的一種制度。

 

　一

 

　　中國的教育問題頭緒繁雜，枝蔓眾多，積重難返，其實是改革開放進入到攻堅階段后社會一系列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更重要的是，公平問題是當代中國最復雜最微妙的問題之一，往往會觸動社會公眾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經，任何有可能觸及社會公平的改革措施都會引起巨大爭議，甚至招致反對之聲一片。我們必須慎之又慎。但是，慎重和穩(wěn)妥不能成為無所作為的托辭。如果已經看到問題所在，卻囿于祖宗成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們將徹底毀掉中國教育的未來，至少是這一代的教育。反之，如果我們能夠正視問題，用積極的態(tài)度，采取穩(wěn)妥的措施，堅持正確的方向，改革錯誤的地方，逐步扭轉不利局面，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和人口結構的不斷變化，中國教育終將走上健康發(fā)展的新軌道。

 

　　關于招生標準的量化問題，近年來似乎已成為社會的共識。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青睞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數字化指標，否則就會被指責為不科學。我稱這種現象為“數字化崇拜”。不僅教育領域存在過度數字化傾向，其他社會領域何嘗不是如此？不然，所謂GDP崇拜從何而來？為什么大學那么看重SCI指標？我們在這個誤區(qū)里已經徘徊了太長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我自己也經歷了一個認識上的變化。最初，我曾經試圖將招生標準量化，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希望能夠提出一個一攬子的可以數字化的招生指標體系。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我們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出現了許多無法逾越的障礙。有一天我忽然意識到，數字化標準這條道路有沒有可能是一條死胡同？的確，在科學研究上往往會出現這種情況。當一條路走不通時，很可能意味著這是一條失敗的道路。如果能夠證明一個問題無解，那也是一種進步。至少，后來者可以不在這條道路上再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后來，我又詳細考察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大學的招生錄取制度，發(fā)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所大學是將招生標準完全量化的。量化指標只是大學招生錄取中的參考依據之一。這使我逐步意識到，企圖把大學招生標準進行數字化量化的努力可能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二

 

　　那么，為什么大學招生標準不能進行數字化量化呢？首要的原因是，大學招生的對象是一個個具體的，活生生的，充滿個性的人。人是復雜多樣的，你怎么可能用一個個冷冰冰的，只具有單一指向性的數字加以衡量呢？數字是抽象的，人是具體的；數字是單一的，人是全面的；數字是固化的，人是發(fā)展的。大學招生機構的職責是對所有希望進入大學學習的人進行評價和判斷。哪些人符合你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哪些人不符合你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每一所大學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精神、特色和優(yōu)勢千差萬別，決定了大學招生的具體標準也應當是多種多樣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多樣化決定了招生標準的多樣化。比如，培養(yǎng)了最多美國總統(tǒng)的耶魯大學，它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培養(yǎng)社會的領導者。因此，它在招生過程中特別看重學生的領導力、服務和合作精神。哈佛大學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發(fā)現真理的人，因此，它在招生過程中特別看重學生的懷疑精神、創(chuàng)新意識和批判性思維。這些抽象化的標準是根本無法用數字去衡量的。試問，如何對領導力進行量化呢？在一個組織中擔任負責人是否意味著比在兩個組織中擔任負責人更有領導力呢？這讓我想起了經濟學中著名的“效用理論”——大約兩個世紀以前，經濟學家用“效用”一詞表示消費者在消費一種商品時的滿足程度。最初，他們提出了“基數效用論”，把這種滿足程度用一個個具體的數字來表示。比如，你吃了一個饅頭的效用是1，吃兩個饅頭的效用就是2，等等。后來，經濟學家發(fā)現這種方法可能是不科學的。你怎么知道吃一個饅頭的效用是1而不是2呢？也許對于不同的人來說——他們對饅頭的喜好程度不同，北方人就比南方人更喜歡吃饅頭而不是米飯——他們從饅頭中獲得的效用是不同的。因此，經濟學家提出了“序數效用論”，用排序的方法來表示消費者對某種商品的偏好程度。比如，如果你喜歡蘋果勝過喜歡梨，喜歡梨勝過喜歡葡萄，這就意味著你喜歡蘋果勝過喜歡葡萄。這一原理同樣適用于大學招生。你只能對學生進行排序而不能進行賦值。你只能說學生A表現出的領導力比學生B更顯著，你卻不能說負責了兩個社團的學生A比只負責了一個社團的學生B的領導力強——因為學生B雖然只負責了一個社團，但這個社團可能具有全國性影響；而學生A雖然負責了兩個社團，但這兩個社團可能只在當地有影響。

 

　　三

 

　　大學招生標準不能進行數字化量化的第二個原因是，你會因此而損失許多更有價值的信息。標準化的好處是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會因統(tǒng)一而帶來模式化弊端。正因為此，許多人提倡我們應該多運用一些“模糊數學”的思維。比如，許多大學都希望招收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學生。但是，如何區(qū)分和判斷哪些學生更有社會責任感呢？比如，有兩個學生，A在高中兩年內參加了十次社區(qū)服務，B只參加了一次。如果進行數字化比較的話，顯然，學生A要比學生B強。但是，你能百分之百地得出這個確定的答案嗎？如果學生B是跳入河中救了一個落水孩子而險些因此喪命呢？你又如何進行評判？斯坦福大學招辦主任曾告訴我一個故事：有兩個學生，A在富人區(qū)的私立學校，學校開設了10門AP課程，他選了5門；B在窮人區(qū)的公立學校，學校因為條件有限，只開設了5門AP課程，他選了5門。他問我們會選擇哪一個學生。我們的回答是選學生A。因為他的質量可能更高，而且他懂得怎樣去選擇。斯坦福大學選擇了學生B。理由是B抓住了所有能抓住的機會，而A只抓住了一半的機會。有人也許會說，這說明不了什么問題。你只要規(guī)定，只招收那些選AP課程最多的學生不就行了嗎？那也不一定。斯坦福大學招辦主任又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假如兩個學生，A在10門AP課程中選了10門，B在10門AP課程中只選了5門，你選哪一個？我們這次學乖了，說選學生A。結果他說那也不一定。因為也許學生A的10門課程的成績都很差，而學生B雖然只選了5門，但這5門課程的成績都非常優(yōu)秀。這說明，學生A沒有正確評估自己的實力，沒有做出正確選擇的能力，而學生B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而且取得了效果。這兩個故事啟示我們，對人的評價是復雜而多元的，必須按照《國家教育改革與發(fā)展中長期規(guī)劃綱要（2010—2020）》的要求，進行綜合評價，多元錄取，不能只看高考成績一個數字化指標。

 

　　四

 

　　大學招生標準不能進行數字化量化的第三個原因是，這會對考生和家長形成“逆向激勵”。大學招生標準數字化量化的結果，一定是考生和家長千方百計按照這個標準去完成一個個數字指標。如果中小學不滿足家長的需求，自有社會培訓機構來滿足。那將是另外一個“應試教育”的災難——用“應試教育”的方式去開展素質教育的災難。大學招生是基礎教育的指揮棒。無論政府如何倡導正確的理念，如果大學招生不能與之相符，考生和家長用腳投票的結果，一定是滿足大學招生的標準，而偏離政府的導向——除非二者是一致的。這讓我想起了北京市近年來出臺的對奧數采取的最嚴厲措施。如果高考統(tǒng)一錄取模式不發(fā)生變化，大學招生考試的內容不發(fā)生變化，即使撤銷了所有區(qū)縣教委主任和中小學校長的職務，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學校不舉辦奧數班了，社會培訓機構會前仆后繼地填補空缺。除非大學改變招生錄取模式，否則中小學在沒有替代方案的情況下，一定會采取變相的方式繼續(xù)舉辦。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美國大學很少公布他們的招生標準和招生過程——特別是私立大學。它只會告訴申請學生是否被錄取的結果。至于為什么錄取他而不錄取你，具體的錄取理由是什么，大學拒絕提供。公眾好像對此也并不關心。多數公立大學也不提供錄取與否的理由——除非本州公民投票要求你必須提供。斯坦福大學的招生同行介紹說，美國私立大學的招生是一個“黑匣子”——就是我們俗稱的“黑箱操作”，當然涵義完全不同——招生標準是原則性的，具體內容和尺度由招生官員和招生委員會內部掌握，招生過程則不對外公開。在他們看來，對人的評價極為復雜。大學招生的核心是考察判斷一個學生的未來發(fā)展?jié)撃?mdash;—從本質上說，這是無法預測的，而且充滿了無限可能性。如果公開了具體的招生標準和招生過程，家長和學生可能會據此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這會掩蓋學生的真實信息，對大學招生人員的工作造成困擾，影響甚至損害他們的判斷力。這種招生理念和中國強調“陽光招生”的理念完全不同——請不要誤解，認為我反對實施“陽光招生”，恰恰相反，我堅決主張招生工作的公開、公正和公平——我們必須要對社會公眾提出明確的數量化招生標準，實現完全的信息公開，向考生和家長明確說明錄取依據。也許，這就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在招生考試領域的具體體現。（作者: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 秦春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