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景忠，現(xiàn)任江蘇省徐州財經(jīng)高等職業(yè)技術(shù)學校非領導職務五級職員，兼任江蘇聯(lián)合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教學指導委員會顧問，全國財經(jīng)職業(yè)教育語文研究會會長。
讀趙晗的《和精英價值說再見》一書，讀到一個事例：在香港大學的校園里，有“翻印是罪行”的標貼，這個標貼讓趙晗“漸漸意識到瘋狂地盜印對作者很不尊重，是多么可怕”。
明明知道翻印是侵權(quán)，是對作者勞動的不尊重，在國內(nèi)，為什么從大學教授、政府官員，到大學生、普通市民幾乎人人都在“犯罪”呢？
我想，撇開翻印不談，單就犯罪來說似乎有兩個原因。其一，犯罪率的高低與犯罪成本的高低密切相關(guān)。犯罪成本越低，犯罪率越高。當犯罪成本為零的時候，似乎“罪”也不成其為“罪”了。其二，犯罪動機的強弱，與犯罪者獲得好處的多少密切相關(guān)。好處多，獲利大，動機強，反之亦然。
不僅犯罪行為如此，生活中的一些事例也蘊含著這個道理。
比如外出旅行，在大巴車上占座位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旅游大巴車沒有對號入座這一說，于是，游客都有搶占前排（最好是靠窗）座位的心理。按說既然不是對號入座，那么座位也就應該是公有的，不是誰坐了就一定是誰的。但奇怪的是，一旦在出發(fā)時搶到了座位，途中無論經(jīng)歷多少次上車下車，似乎就不再變動了。于理，講不通；但實際上似乎約定俗成。我曾親眼見過兩位教師為搶座位而爭吵不休，其中一個說：“這個座位本來是我坐的，請你讓給我。”對方說：“車上的座位不是固定的，哪里有空座都可以坐，憑啥說這個座位是你的？”一個堅決要坐回原來的位子，一個堅決不讓，兩個斯文人居然大吵了一架。原因很簡單：座位的前后，決定了長途旅行舒服的程度。
同樣沒有對號入座，在景區(qū)內(nèi)的中巴車、電瓶環(huán)保車上，因為路途很近，時間很短，幾乎就不會發(fā)生這類爭吵。原因同樣很簡單：幾分鐘的路程不值得爭搶。
類似的例子還有盜版軟件。據(jù)說在歐美的一些國家，即使在一個家庭里，如果需要兩個軟件，他們也不會只買一個，惠及全家。如果這個例子有些極端，令人難以置信，那么，我們身邊另一個方面的例子也夠極端的了：一個幾千人的學校，自然會用到有關(guān)軟件，不少學校的態(tài)度是，能用盜版的就不買正版的。實在用不下去了再買正版的。這種情況見怪不怪，沒有人會想到，用這樣的態(tài)度對待知識產(chǎn)權(quán)，會給學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正如趙晗在書中所說：“清華學生跟港大學子一樣，經(jīng)常使用西方教材，然而不同的是，清華的教材多是翻印的，老師甚至鼓勵學生去復印。但在港大讀書，每一個學期的書本費動輒就幾千元，一本專業(yè)課的書，少說也要三四百港元。內(nèi)地大學附近都有非常成熟的翻印市場。一本書拿過去，不問所以然，全都可以翻印，30多塊就搞定了。”
不尊重知識、不遵守規(guī)則、不敬畏法律的國家，要想實現(xiàn)文化繁榮、創(chuàng)新發(fā)展，何其難也！
由“翻印是罪行”，我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了著作權(quán)的保護。
幾年前的一天，我的一位學生告訴我，劉校，您的文章被人盜用了，您要告他??！我上網(wǎng)一查，果然發(fā)現(xiàn)，我的一篇文章被東北某職校的校長一字不動地發(fā)在了他所在學校的網(wǎng)站上（只是把作者的名字換成了他），學校還組織班主任和學生學習。想到這位校長也許是一時疏忽，忘記了注明出處，況且他也沒有拿到外面去發(fā)表，因而，我既沒有聯(lián)系他，指出他的不妥行為，更沒有動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quán)益。
每個月我都會收到一些報刊雜志的稿費單，備注欄都寫得清清楚楚的。但去年的11月份收到的一張67元的稿費單，我至今不知道是哪個刊物刊登了我的哪篇文章？記得備注欄沒有期刊的名字，但有“新疆”字樣。我想“感謝”對方，竟然都找不到“感謝”的對象。而同樣是新疆的《新疆鐵道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約我寫的論文，學報尚未印刷，600元的稿費就寄過來了。2015年11月22日的《教師報》在頭版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是朋友讀到后打電話告知我的。這家報紙并沒有征求我的意見，至今我既沒有收到報紙，也未見有稿費寄來。
我不是名人，尚且不斷遇到此類事情，那些著名作家、著名歌星在書店、音像店里遇到自己的盜版書籍、盜版碟片，其郁悶、其感慨、其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
名人自有名人的煩惱。不是名人也罷，起碼少了很多此類煩心、鬧心、窩心的事。
阿Q精神，挺管用的，呵呵。
2016年1月8日夜，2016年1月10日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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